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纪录（24）连载
患难不同难拿过去的观点来说，我舍家撇业，不顾妻儿老小，置生命于度外，随 君 赴难，可谓忠诚的奴仆。然而，我并不能因此而感化他，他是 天子 ，而我在他眼里永远是奴仆，是外人。说实在的，给他端饭、沏茶、倒便盆、洗脚，我都习惯了。我从来不敢想能和他平起平坐，但在落难之中，离乡背井，孤苦伶仃，我确确实实把他当作惟一的亲人，一丝不苟地、心甘情愿地伺候他，只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信任！在第四十五收容所期间，所方或州内务局的苏联官员，经常把溥仪带走或用汽车把他接走，一般都是因为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商量。溥仪每次回来都把 三校 找来谈话，他们要通通情况，想想对策，我并没有探知内情的兴趣。可是，我和溥仪住在同一房间里，他们谈话时，却要把我支到外面去，溥仪总是拿出昔日传 旨 的腔调对我说： 上外边看着点儿，苏联人过来赶快报告！ 这样的 谕旨 令人寒心，因为我知道，有许多时候，本来用不着上外面去监视苏联人。把我支开，他们好商量事情，是怕我了解他们的谈话内情。
毓嵒的心脏有点儿毛病，当时我们称之为 间歇症 。有一次，他在伪满大臣们居住的那间屋子里犯了病，溥仪闻讯非常着急。平时，他绝不肯轻易迈进伪大臣们的房间， 君臣 界限严明，他岂能放下 皇帝 的架子?这回却顾不得了，他跑过去，抱起毓嵒，嘴对嘴吐唾沫儿。像他那种神经质的人，肯于嘴对嘴救人实在令人不敢想象，他以为吐唾沫可以治病。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当我目睹此情此景却像喝醋似的，心里好不是滋味。我也病过，他就没有这样着急，难道他会嘴对嘴地急救我这个奴仆吗?我们虽然同样跟他赴难，但他们是皇族，而我永远是奴才，细想起来，我从来不曾得到溥仪平等的真诚的看待，他永远把我看成是下等人。
刚到苏联时，苏方不发肥皂，我们便使用从伪满带来的肥皂，这些肥皂有洋货，有伪满制品，质量有好有坏，数量也不多。溥仪没事干，把这种玩艺儿也把持过去，由他分配使用。过一段时间，每人分一块，别人分到手的都不错，惟独我只能得到半截的，那是人家用过的，大约因为不好使，又退给了溥仪，沾水之后不冒沫。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儿，又不能说不要，惹溥仪不高兴了，他照样可以伸手打人。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溥仪是绝对不可违抗的。
由于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心境当然不怎么好，但我仍是一如既往伺候溥仪。转眼到了1948年夏天，所方通知我、毓嵒、毓嶦、万嘉熙和臧式毅几人，准备调离第四十五收容所。还不知道调到什么地方去，更不知道将来能否再回到溥仪身边，所以溥仪不放心，临行把我、毓嵒和毓嶦叫到跟前。
你们几个不是把我给的物件都藏在肥皂里边了吗? 溥仪所说的 物件 当然是指珍宝。
奴才带在身上了，老爷子可以放心！ 我这么回答，因为还没弄清溥仪的意思。
你们都别带了！这回还不知上哪儿去，一旦露馅就麻烦了。
于是，我们几个又把藏珍宝的肥皂掏出来交还溥仪，这是溥仪第一次把已经赏给别人的东西索要回来。因为情况特殊，我当时还能够理解。那几块宝贵的肥皂也不知道溥仪是怎样处理的，一年后，我们又回到溥仪身边，他也不提这事儿。遣送回国时，我在火车上偶然发现溥仪手边还带着一块 宝贵的肥皂 ，后来他是否把它们交给抚顺战犯管理所了?我不得而知。 在离开溥仪的日子里
再说我和毓嵒等人离开第四十五收容所，由苏联士兵押送，来到伯力市内一个新的收容所，即专门收容日本校尉级军官的第十三收容所。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或许因为我、毓嵒、毓嶦和万嘉熙级别低，不适合继续留居收容将级以上官员俘虏的第四十五收容所，然而臧式毅是够级别的呀！有人说苏方搞不清 参议府议长 是干什么的，所以稀里糊涂地把他也调离了，这个说法也还说得过去。
第十三收容所内全是日本俘虏，低级军官们组织了 民主委员会 ，动辄斗争俘虏中级别较高的军官，曾当过伪满总务厅长官的古海忠之就没少被斗争。
我们几个人是第十三收容所的第一批中国俘虏，刚到时，苏联看守人员就问我们想不想干活?在四十五收容所时，我们什么活儿都不干，现在也不想干。万嘉熙俄语讲得好，便代大家回答说： 我们不想干活！
民主委员会 的日本俘虏大概听着不顺耳了，也凑上前来逼问我们 乐不乐意干活 ?连苏方也没怕过，难道在乎你们?我们一个一个地表态，严加拒绝。日本人让我们站在房子前边，拉开了要斗争我们的架势。我小声向毓嵒他们几个说： 日本人要敢拉我，我就往他们身上一撞，跟他们没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我在苏联时 曾因一个日本人不肯让路而动过拳头 ，指的就是这件事。不过，我并没有真动拳头，只是已把拳头准备好了，后来日本人没敢再惹我，否则我那练过 磕桩 的手掌绝不会客气的。
我们和日本人的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晚上，与日本人住在一起，那是间大宿舍，日本人把民族习惯搬到这里来了，地板擦得锃亮，进门先脱鞋 可我们没这种习惯呀！为这类小事也常常拌嘴。
住了三两天，觉得受不了，我们便向苏方请求离开这里，调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去。苏方答应了，又把我们转到第八收容所。这里的条件很差，既无洗漱间，也不预备脸盆，我们早晨起来便自己找个茶杯，舀满凉水，先含在口中，再吐在手上洗把脸。正是严冬之际，头发刚沾水就冻成冰碴儿。不久发生一件事：跟我们一起过来的一名汪精卫伪政权的领事，不知什么原因在夜间跑到院子里上吊自尽了，等被人发现早已冻得僵硬。
随着1949年春天的到来，苏方又把我们转到第四收容所。这里收容的对象层次更低，基本是尉级以下军官和士兵。然而大部分是中国人：伪满士兵、警察和伪军中的下级军官。此外还有一部分日本士兵和许多朝鲜人。所长是位颇有经验的干部，他不实行 杂居 政策，让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各自分立，单独起居，这样避免了许多麻烦。
所方对我们几个从四十五收容所来的人很照顾，比如晚上特意到我们住的地方找我们聊天，问我们是否喜欢听音乐?我们说喜欢，就拎来留声机放给我们听。日本人对此很不服气，不明白为什么对那几个中国人另眼相看?其实所方是有用意的：原来有几名苏联人想学中文，他们相中了臧式毅和万嘉熙，所以把我们几人当老师看，臧和万真教了他们有半年之久。
臧式毅这人是个乐天派，看他在第八或第四收容所那时候还满有精神。记得有一天晚饭后在宿舍门外闲聊，臧式毅兴致勃勃地说 字谜 ，让大家猜。他说了这样一条字谜，令我至今不忘： 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当中，当中去两头。 大家听完百思而不能解，有人说： 这样去法岂不全去没啦? 有人捧腹大笑。后来臧式毅宣布谜底说： 是个 至 字！ 又解释道，必须从 去 字的结构出发，按字谜给的条件分析，便能轻易抓住谜底，大家一琢磨，果然在理。 风流工地
来到第四收容所以后，我们就参加劳动了。这里的收容对象除老弱病残的生活费用由所方负担外，其余人员不给津贴，全靠劳动收入解决。我们住的屋、用的床、盖的被和毯，全部折算生活费用。每人每天的收入必须达到十卢布以上，如每月能超出三百五十卢布，每月则可以发给个人三四个卢布，最多到七卢布，余下的部分由所方代为保管。这样，收入多了个人就有了零花钱，可以在收容所小卖店购买黄油、面包、糖果等食品和用品。收入少就享受不到这份待遇了。
工种、活计都由所方安排，一般是到收容所以外的各种工地，我先后参加过搬运物品、运输木料、清理杂物等工作。
早饭后，苏联士兵押送我们乘坐载重汽车赴工地。不知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颇为信赖，在车上挨着我们坐；有时下车办点儿事，就把枪往张三或李四身上一靠： 唉，你给我拿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然而，押送德国俘虏[ 伯力市区内也有专门收容德国俘虏的收容所，伪满战俘有时与德俘、日俘在一起劳动。
]的苏联士兵不这样，他们很严肃，从来不在车厢里挨着坐。在工地看守德国俘虏劳动时，保持十米以上距离，如靠近十米便被视为有敌意而准许开枪，可能是在战争中苏联大受德军侵略之苦的缘故。
我发现苏联士兵的性格大都是粗线条的，无论在什么场合都真实地表现自己，甚至毫不掩饰。有一次在工地上，一名看守我们的苏联士兵，碰上了当地一个相好的苏联妇女，两人含笑招呼并先后走进一间空房子。我们以为他俩准是要亲热亲热、聊聊天什么的，这在苏联是习以为常的事，谁都不在意。
过了一会，另一名苏联士兵走来问： 他上哪儿了?
那个屋子！
这个士兵朝我们手指的方向，提枪闯了进去。三分钟之后就把先进去的苏联兵，像押送俘虏似的押了出来，先进去的那个士兵连裤腰带还没系好。捉奸的士兵很得意： 啊哈，把裤子脱光了，我进屋就把他们的床给掀翻了！ 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女的才从空屋走出来，脸上不红不白，就像没那回事儿。我想，那位苏联士兵或许要受到处分。结果什么处分也没有，只是哈哈一笑而已。
还有一次劳动间歇，看守我们的苏联士兵忽然有了兴致，说他枪法好，要给我们表演表演。只见他摘下一只手套挂在树枝上，后退十几步远，举起枪来就扣了一下， 吱 的一声手套纹丝不动；于是他往前走了三步，又举枪，仍然不中；再朝前走三步，枪响了，子弹还是飞了。这小伙子当众现眼，气儿不打一处来，一步窜上前去把手套摘下，干脆就挂在枪口上，当的一声把手套崩起挺老高。领略了如此 好枪法 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当地的苏联女子确实很钟情，然而她们并非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在某工地我亲眼见到有个苏联女人坐在中国俘虏的大腿上，只听女的款款叙说她的爱情： 我爱你，真心愿意成为你的妻子！ 她的话是真诚的，而那个男人是虚情假意的，骗局很快就被旁边的某知情者揭穿： 你别嫁给他，他在中国有太太！ 女人听了很生气，顿时表现出痛苦的神情，她一下子便从中国俘虏的大腿上站起来，面带泪痕离开了。这一切使我相信，这位多情的苏联女人绝不是水性杨花。我在工地还遇到这样一位苏联妇女，她很关心我，帮助我做过一些事情。有一次问我家庭人口状况，我说有妻子儿女，还有老母，又谈到父辈上的大爷、叔叔等四五人。不料她没听明白，以为一妻多夫，遂苦笑着嚷嚷： 哎呀，太苦恼了，太苦恼了！ 可以看出她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女子，但举止言谈却非常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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