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纪录（26）连载
在入境后的列车上1950年8月1日清晨，我们在绥芬河车站即将进入祖国的边境。下火车时，我看见一名中国妇女，只觉得很不顺眼，倒不是因为她长得丑，而是这些年经常见到的都是苏联女人，肤色很白，脸部都是高突的，现在突然见到个眼黑鼻平的平板式的黄肤色女人面孔就乍眼，一晃都在苏联呆满五个年头了！听说那位中国女性一直在某收容所卫生室服务，跟我们一起回国，不知她是不是俘虏。从绥芬河车站苏联一侧到中国一侧，中间有大约八十米的步行通道，两国列车都只能在本国境内运行而不可越界，据说两国的钢轨在间距方面有宽窄之分。当我们这些服装相同的人，排成单列，走过那段八十米通道时，形势真够紧张的。手执步枪和机关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夹道而立，严阵以待，虽然没人口中喊打，我们也像过街老鼠灰溜溜的，还有人吓得直打哆嗦。到达八十米通道的终点处，开始蹬上中国的列车。车厢里闷热而且光线暗淡，我仔细一看，原来所有的车窗大玻璃都用白纸糊上了，想看看沿途风光也办不到，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兆头不好。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心里堵得慌，好像大难就要临头了。
不等开车，先开早饭，解放军给每人发了碗筷，随后抬上两桶大米粥，另有面包和咸菜。我在苏联天天吃面包，但今天的面包完全不一样，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烤馒头。中国风味的早点吸引了中国俘虏的肚皮，一个个都撑圆了。两只饭桶的桶底全都朝了天，负责盛饭的解放军战士看我们吃得香，就问还要不要?我没敢开口，有人却说话了： 还想再吃点儿。 于是，很快又抬上一桶来。有个汪精卫伪政权的驻朝鲜领事够倒霉的，他吞吃面包时太急，那像烤馒头片的东西竟挂了他的嗓子，渐渐起了红泡，快把嗓子给堵上了，车上的医护人员用针挑开红泡就好了。
车上没给溥仪预备包厢，但他靠在车厢一头，几名解放军坐在他旁边，把他和我们一般俘虏隔离开了。但并没有限制他的行动，他还可以在车厢内来回走动。
世间一切生物无不怕死而又本能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溥仪有贪生怕死之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机，却不惜牺牲别人，这种下作和他的身份极不相称，令我诧异。那天白天还不错，我见溥仪时，他正和旁边的解放军聊天。到晚半晌，他像发了神经病，领着解放军走到车厢当中，指着他的侄子毓嵣和原来给他当过侍从武官的赵某对解放军说： 他们两人思想不好，反对民主！ 解放军一听不像正常人说的话，也没理他的茬。这一晚上不知溥仪又想些什么，次日一早，他忽然神情恍惚地来到赵某脚前，竟趴在地上磕起响头来。从我满十二岁入宫伺候他，就每天给他磕头，凡是来见他的人也都给他磕头，他给别人磕头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新鲜事。磕了几个头，又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就回座位了，我很奇怪，不知他这是为的哪一桩?
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显然是专车，不但糊了窗户，而且沿途不停，长春是第一个停车站。 到长春了！ 车内有不少在长春当过大臣的人，虽是一句简单的话，却表现了他们内心无尽的感触。
在长春停车是为了把我们要吃的东西从车站弄到火车上来，等车头加上水，又呜的一声开走了。五个小时以后，列车停在宽敞而嘈杂的沈阳车站上。
高岗接见
车门打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有两个人，一个穿军服，一个穿便衣，他们按手里的名单念着名字，念着谁，谁就下车。张景惠等伪大臣一级的全下去了，来辆大客车把他们全部拉走，接着又叫溥仪，还叫了毓嵣，我们都疑惑不解：如果光找官大的，毓嵣算什么?溥仪一下子毛了，只见他紧紧拽住毓嵣的胳膊，口中喃喃道： 走！我领你见祖宗去！ 来一辆小车把他俩也拉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去的人又如数都给送回来了，人们预料的坏事连一件都没有发生。我问毓嵣上哪儿去了?他向我描绘了溥仪一路上的表演。溥仪上汽车后拽着毓嵣不撒手，汽车一直开到市中心某广场旁边的一幢大楼前面停下。下汽车后，溥仪把脱下的上衣往胳肢窝里一夹，一溜小跑跟在那些伪大臣们后面进入楼内，里边站着很多人，有军人，也有老百姓。这时有人引导溥仪来到一个房间，当溥仪看见台桌上摆满了糖块、水果后，抓起一只苹果就放在嘴里啃，咬得咔咔响，好象八辈子没吃过苹果。其他人站在旁边，他全然不顾；人家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专心啃他的苹果。有位高级干部过来安慰溥仪说： 你不要害怕，我们没打算惩处你，先找个地方让你们学习去。 听完这番话，溥仪紧张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那位高级干部是谁?当时没介绍。但很快就传开了，原来他就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脸上有麻子。
等溥仪返回火车上时，精神状态显然已与下车时截然不同了。他往自己的座位走，正好从我的座位旁经过，我看他的脸色已由煞白转为红润，笑容也有了。当列车又开动起来后，听伪大臣们说起，我们这些人将被送到抚顺去学习。抚顺在哪儿?学习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全然不懂，也不想懂。什么学习不学习?反正我是跟随溥仪的，溥仪被送到哪儿，我当然就要跟到哪儿，其余都和我不相干。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我当了一辈子的奴才，当时竟可怜到这种地步！
列车很快便走完了沈阳至抚顺的途程。接着换乘汽车，进到抚顺市郊一个大院里，并停在一栋长长的二层灰楼前面。我们从中间带雨搭门廊的大门进楼，先碰到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小房子。根据事先的安排，我们各自都被带到一间小房前，解放军对每人进行全身检查之后，才有干部模样的人来开锁开门，让我们进屋。几秒钟之后，只听门外 喀嚓 一响铁锁落下，就好像有人在我头上猛击了一掌，使我清醒了：原来已被锁进监房！虽然曾在苏联当了五年俘虏却从来不曾被反锁在房间里，再说与溥仪也隔开了，这 老爷子 靠谁伺候呢?溥仪在苏联时把回国想得很可怕，我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还是溥仪的想法对，情况显然是严重的。 落锁的监房
监房内有铺盖，只能席地而卧。中间放一张长条桌子，两边摆些椅子、板凳，东南角上用木板隔起宽窄各一米的一块地方，里边放置便桶。房门并无玻璃，却有个可以从外面打开的小望门，屋里有了事情，只要敲敲门，管理人员就会从外面打开小望门询问情况，送水送饭也从这里端进递出。
呆在监房里，白天夜晚都能听见看守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在走廊内来回踱步时发出的 喀喀 响声，那是有规律有节奏的、颇为渗人的响声。后来我注意到这些军人背的步枪特别，枪口后边支出两条腿。真奇怪，我只见过轻机枪安装支架，却没见过带腿的步枪。
在落锁监房的头一个晚上，我想起了妻子儿女和家里每个亲人。过去的五年里当然也想，却没想得这样厉害。不知他们现在哪里?都好吗?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想着想着，我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溥仪和我们这些人全被叫到院子里，每人发个小木牌，可以吊在脖子上。牌上写着号码，这号码至关重要，因为它后来取代了我们的名字。记得新来这批人一共编了四十个号码，溥仪是981号，我是1015号。那天早上就在院子里给每个编了号的人照张相片。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收押了九百多名人犯，其中除了伪满战犯，还有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
监房天天落锁，哨兵寸步不离，但我发现这里的管理人员一点儿也不粗暴，确实就像沈阳的首长所说，找个地方让我们学习。起初发给每人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在苏联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就从来没听进去过，到这时，还是既不知 主义 为何物，更不知 思想 讲些啥。每个监房都给订了报纸，上面的新名词也全都看不懂，对我来说，讲理论就像用外国话讲，读报纸也像读外文，一概不懂。起初整天学习，觉得比干活还累；不久改为上午学习，下午到院内散散步，活动活动。不过，出门须由管理人员开锁放行，回房后再由管理人员关门落锁，锁门的响动起初似乎揪心，逐渐也就习以为常了。为了活跃生活，所方在走廊安上广播喇叭，每天定时播放两次，有时是新闻，有时是音乐，声音很大，各房间都可以听到。
这期间，我惦记着溥仪，他的监房也是落锁的，可谁能给他倒便桶呢?我们刚到管理所时，一般不准出监房，便桶也由所方派人倒，后来允许犯人下午到院内散步，便桶也改由同监犯人轮流倒。不久，所方通知我、毓嵒、毓嶦、毓嵣几人和溥仪住在一起，当然又是溥仪向所方要求的，我们来了，不但溥仪的便桶有人倒，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方便了。所方考虑溥仪常年积习，照顾他，但并非永久性的迁就，所以让我们合一段时间又分开一段时间，分一段再合一段，以便使溥仪逐渐适应。几个月之内，我们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有好几次。显然也是因为溥仪的关系，我和他的三个侄子长久住在一块了，本来我们都分散在伪大臣们的监房里。
最初的三个月
从1950年7月下旬到10月末，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平静地度过三个多月。
伙食是非常之好的，可以说鸡鸭鱼肉每顿都有。不但物资丰富，烹饪技术也好，即使与苏联莫洛科夫卡的 疗养生活 比也绝不逊色。只是那里有饭厅，吃饭方式舒适些，而这里饭菜都从小望门上递来递去，不那么通畅。每次开饭由管理人员把饭桶和菜桶挑到走廊上，并一碗一碗地传进监房，我们使用自己的碗筷，自讨方便，饭菜管饱，不够再添。
这样过了约一周时间，一天开饭时，管理员给同监的伪大臣盛完饭，通知我说： 你和毓嵒、毓嶦、毓嵣等四人，立即搬到别的监房住。从今天起，你们四人改吃大灶了！ 我不明白 大灶 是什么意思，但端上饭来也就明白了：主食是高梁米饭，由白色变为红色；副食则是土豆汤，尽管放油不少，毕竟已由荤的变为素的。伙食突然由好变坏，头几天是很难过的，我不爱吃，用汤泡点饭对付。管理员微笑着说： 这是暂时的，过几天就习惯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建国不久，经济上不宽裕，各机关、单位的伙食都有大中小灶之分，吃小灶的人是很少的。但管理所对我们很照顾，开始一律以小灶待遇，数日后，才有所区分，溥仪及伪大臣仍然吃小灶，我和毓嵒等以及伪满将校以下的人改为吃大灶。逐渐也吃得惯了，当然和吃小灶的人就没法比了。
管理所让我们几人搬出溥仪的监房，本意是因为饭灶不同，怕我们在思想改造上受影响。数日之后，管理员开锁进门对我们说： 从现在起，你们几个参加点儿劳动吧！ 其实，劳动量不大，就是开饭时，负责给溥仪和伪大臣们盛饭、端饭。这些人都是吃小灶的，开饭时，管理员从厨房挑来饭桶和菜桶，由我们几个沿走廊给各监房送饭。送饭完毕，再返回自己监房，照旧吃我们自己那份大灶饭。这样过了七八天，管理员给我们几个出主意说： 反正小灶饭有剩余，你们几人就吃它吧，别再去领大灶饭了。 于是，既没有宣布，也没有通知，我和毓嵒等三人又借光改吃小灶了。
那个时期的小灶伙食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有一次吃炸铁雀，就像烤小鸭子似的，真香。我在北京故宫也没见过这样美好的野味食品。那次我吃得很多，连铁雀骨头也来不及挑出便匆忙咽下，吃完才感觉肚子不舒服，好象胃被骨茬扎碰着。还有一次吃红烧肉皮，我们几个都吃得不愿意放筷。管理员看出来了，笑着问我们是否还想要?我们点点头，于是又端来满满一大碗，吃到第二天，还有剩余。
为了让我们这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在受到管理期间生活得好些，所方利用离监房较远的一间空房，新沏了水池，而后又改建为浴室。当时没有条件安装热水管，所方干部便在厨房一锅一锅地烧出热水挑进池子，再兑入凉水。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保证我们每周洗澡一次。洗澡时，溥仪总是第一个入浴，他嫌别人脏，绝不肯步人之后。
增建浴室的同时，又扩建了医务室。现在各单位都有医务室，似乎是件普通的事情，当年可不简单呢！记得我们刚从苏联回来时，管理所只有一名护士，每天到各监房看看。对于必须处置或必须服药的患者，才允许使用药品，遇到一般头疼脑热，就告诉 多喝点儿热水 ，那时候药品奇缺。
那三个多月，政府从生活方面对我们 具体说是溥仪以下的伪满战犯，确实有很多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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