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纪录（27）连载
哈尔滨的铁笼子1950年秋天，美国侵略军和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继续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面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抚顺战犯管理所奉命北迁。我却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曾问过管理员为什么要走?他简单回答说，暂时迁移到哈尔滨，那里比较安全。
北迁时，我们这些人仍然包坐单独车厢，车窗玻璃还是用报纸糊死的，有些地方还糊了两层，把我们严密地封闭起来。
火车上没有可供饮用的水，全靠随行的管理员从沿途停车站往车上拎水，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每站都有水供应，拎上一桶往往不够喝，等捱到我的位子前或许只剩一杯半杯。车内空气燥热，更令人口渴难耐，嗓子都冒烟了。因为每人的水杯大小不同，拿大杯子的人占便宜。记得有个汪精卫伪政权的驻外领事，姓初，他提出平均分配饮水的主张，可能他的杯子小，总吃亏。一次停车时，初某自告奋勇要帮助管理员下车提水，却被毫不客气地挡在车门口： 你别管，我们去拎！ 初某显然太放肆了，他只晓得口渴，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溥仪不和我们坐在一起，这种时候，他总是受到特殊关照，大约渴不着吧?
在哈尔滨下车后，管理员让我和毓嵒、毓嶦、毓嵣几个人跟运东西的卡车走。似乎所方承认我们有点儿特殊，与其他战犯比也确实不一样：倘不是跟着溥仪，大约用不着当俘虏，当战犯。因此，所方常常派我们几个做些其它工作。
车行十多分钟进入监狱大门，经过一重深院，来到二门。当时我正坐在车厢内箱子上面，身体高，只听有人喊： 注意别碰头！ 我一闪身勉强过去了。按照管理员的嘱咐，我们在二门内卸了车，然后携带自己的物品，往里拐进一条窄窄的走廊，走出走廊，我这心可就凉了：这里是两层楼式的圆形大房子，圆心处置有高高的看台，台上坐着端枪的岗哨。看台四周分上下两层，各有一圈铁笼子，都是约八厘米粗细的铁管排列而成，每间铁笼隔一道砖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我们住这种地方，但还是一个个被带到铁笼的小门前。那是只有八十多厘米高的小门，我哈着腰钻进去，管理员从外面关门时发出吱扭的响动，落锁时又咣当一声，敲心撕肺一般，让人听着真难受。
我和毓嵒、毓嶦、伪满的一名驻外领事住在同一铁笼内，其他铁笼都住四至八人，溥仪也一样，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间笼子里。
铁笼内不安床，自己找一块干燥而干净的角落，把行李往水泥地面上一铺就睡觉。起床后，把行李卷起当方桌，或是当坐凳，这便是学习的场所了。大小便均在铁笼内，靠里边犄角砌起一米多高的半截墙，下面是便池。因为不是像抚顺那样单隔出一室，且无门无窗，等几个人轮流蹲过，那气味漫布铁笼，真够可以的了。我们享受到的这些，溥仪同样享受到了，不知这位 老爷子 作何感想。
每天的活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学习内容一是念报纸，二是读《新民主主义论》。当时读报的情形够滑稽的，没有管理人员在场的时候，念报的声音跟平时说话差不多；一旦发现他们从底下上来了，各个铁笼子全都哇哇起来，而且声音一浪更比一浪高，所谓学习全是给所方看。有位管理员颇会做工作，他蹲在我们的铁笼外面，主动提议要教我们玩扑克，当时时兴 打百分 ，我们中间还没人会玩这个。他一边教一边笑着问： 你们学习就学习呗，干啥瞎嚷嚷?我们不来还好，一来嚷嚷更厉害。学习是为了提高思想水平，又不是光给别人看嘛！ 他像开玩笑似的，却说得我们脸发烧。尽管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我对当时的学习方法和规矩还是不敢苟同。按要求，学习时必须盘腿坐着，实在坐不下的可以跪着，但不准站着。当时真有点儿吃不消，过去一个月光景，反倒习以为常，再没什么异样感觉了。不过，问题并非就此结束。有一次所方找来理发师，在二楼一圈铁笼的尽处 那里有半间屋大小的一块空地，依次给我们理发。等打开铁门走出这个笼子，我感到头晕、腿软、身子打晃儿，问问别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我担心这样下去连路也不会走了。 几片好烟叶
到哈尔滨第一次理发后，所方一位瘦瘦的科长把我叫去，我出笼下楼，来到走廊这边一间办公室。
这些日子，你们学习得怎么样啊? 科长很认真地问道。
挺好哇！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怎么个好法?
这个 我根本答不上， 反正要从脑袋里认识 。
还想学点儿什么呢?
学点儿毛泽东思想吧！ 听别人念报我记住了这个词组。
你说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
我张了几回嘴，却说不出半个字来。
科长完全明白了：我的思想水平怎样?学习收获怎样?几句对话暴露无遗。
溥仪对你们怎么样啊? 科长又转向实际问题。
挺好哇！既不打，又不骂。
溥仪在旅顺见过坂垣征四郎吗?
没有哇！溥仪在旅顺时，总锁着大门，不见任何日本人。
科长感到对话已无法继续，就叫我走了。回到铁笼，我把经过告诉毓嵒，并让他在放风时转告溥仪，溥仪很高兴，当天又通过毓嵒回话说： 如果所方再问旅顺时 上边 接见日本人的事，就说 不知道 ！
说不上为什么，反正那时我对溥仪还颇有感情。有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当时管理所给每人定期发一把关东叶子烟，对于吸烟多年的人来说，其数量微不足道。一次刚刚发烟，没事就把自己那份扒拉着看，忽然发现有那么四五个叶，与关东烟比较颜色不一样，又比关东烟的叶子薄些，用鼻子闻闻还有一股清香味。我赶紧卷了一支，吸进一口又吐出烟圈，嗬，香味充满铁笼又扩散到其他笼子里去。我想：这样好的东西是不应该自己享用的，还是向 老爷子 进贡吧！于是就把那几片好烟叶仔细揉碎，卷成纸烟，商请管理员给溥仪递过去了。现在想来，自己当了半辈子奴才，连骨头都贱了。
不久，来一位大干部，前拥后护的，先到溥仪住的铁笼前，问溥仪能否适应这里的生活?有何要求?又到其他笼东问西问。来到我们这个铁笼前还开了锁： 出来说话！
是！ 我和毓嵒等人都走出来。
吃得怎么样?
挺好！
学得怎么样?
也挺好！
要注意思想改造呀！ 首长这么说着，指指毓嵒等人： 像这样年轻的改造思想还容易些。 又指指我： 像这样的脑袋改造好就不怎么容易了。可有一样：一旦改造好了，就绝不会再变！
那位首长的话似乎挺硬，不易被人接受，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开始想 思想改造 这四个字的含义了，想这铁笼子的作用。我当时只有四十二岁，比三十岁刚出头的毓嵒等人稍大些，却比伪大臣等老头子还年轻得多，改造他们就更不容易了，有一件事能证明这一点。
一天，夜间大家正睡得安静，突然从某间铁笼内传出一片连吵带嚷的喊叫声。 怎么了！怎么了！ 被惊动的楼下办公室里的干部和解放军一拥而来，飞奔上楼，随后就见一人被从铁笼抬出去了。原来被抬走的人姓黄，是伪大臣，他有个毛病：夜里入睡后，还要在梦中打人，专打挨着他睡觉的人。当同一铁笼的人了解他的这一 习性 后，就开始琢磨治他。等他睡下便故意让出一块空地方，然后一下下捅他，一捅，他就伸出手来往空处一阵乱打。有一回竟 叭叭 地抽打在厕所那半截墙上，用力又猛，结果把手都打破了，那天就是为了这事而被送进医院。黄大臣有病，难道同监的张大臣、李大臣就该搞这样的恶作剧吗?他们并不是淘气的小孩子，可见是思想问题。
又过些日子，所方把我、毓嵒和毓嶦从楼上调到楼下。这回我们住的笼子恰与楼上溥仪那间笼子成斜对角，可以整天相见。在这之前晚上，可以关闭笼内电灯，以后则不准关灯了，开灯睡觉很难受，却白天晚上都看得见 老爷子 。 溥仪崇拜 的危机
溥仪的侄子们平时称呼溥仪为 皇上 或 上边 ，作为奴才，我的叫法稍有不同，称之为 万岁爷 或 上面 。我们一齐成为俘虏之后，在内部沿袭旧时称呼。然而，不时有外人杂处，如在哈尔滨的铁笼子，就和汪精卫伪政权的驻外领事住在一起，这时只好有所回避，不当着外人面直称 皇上 、 万岁爷 ，当然，伪大臣等是算不上外人的。
铁笼子的管理逐渐放宽，所方在犯人中选任三名负责人，他们是万嘉熙、溥杰和姓初的汪精卫伪政权领事。下设两名组长：万嘉熙兼任学习组长，我当生活组长。有了这个内部的、健全的领导机构，所方也可以撒开手了，中心了望台上的岗哨撤了，铁笼子白天不再上锁，犯人们可以出来在一定范围内活动活动，并且参加清扫、搞卫生等劳动。从这时起，我才感到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除了当奴才，也能做些别的工作。记得有一次厕所堵了，所有铁笼子的便池下归向统一的排污系统，所以全部无法使用。所方派我带领毓嶦和一名伪领事查看解决，经查，楼上和楼下全堵，问题显然在排污系统上出了故障。我遂到楼下第一个下水道出入口，掀开盖子是一米见方的深洞，用竹竿测水深过膝盖，其中混有大量粪便和尿。我也不顾忌什么了，脱去衣服，又穿上一双打算扔掉的破鞋，硬着头皮下去了。气味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捅来捅去不解决问题，说明堵塞点还在下头，于是又找下面的水道口。或是用竹竿捅，或是下手抓，解决一处再向下找，一直找到监狱外面马路上。向所方报告后，所方说，外面的问题就不用我们解决了。这时我已经浑身沾满了屎尿，便到自来水笼头处去冲，所方派了两名护士来给我消毒。我还记得那两名护士一高一矮，她们带来的绿色消毒水透出一股浓郁的香味，向我们全身上下喷了一遍，刚喷完就尖着嗓子喊： 快去洗澡！快去洗澡！
事实上我不但洗了澡，而且洗了脑。溥仪总嫌别人脏，出门进门或是用脚把门踢开，或是先在门环上垫了纸再去拉，对此我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可是经过这次排污清淤劳动，不知怎的开始对溥仪那种不摸门环的举动行为不能容忍，有一次我终于顶撞了他： 你嫌脏，难道别人天生是埋汰人，都不嫌脏? 他最得意的侄子毓嵒也敢顶他几句了，见他仍像过去那样，抱着 不杀生 的信条，把落在身上的苍蝇蚊子轰走了事，而不许打死，就批评 皇上 说： 你放苍蝇的生，难道就不怕它再落别人身上吸吮别人的血吗? 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对溥仪有了看法，并开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溥仪了。
这使我想起刚到抚顺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溥仪命我抖落他的褥子，因不能拿到监房外面抖搂，只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内捏着鼻子使劲抖，为了溥仪干净，大家挺着吃灰。溥仪在一旁捂着鼻子不以为然，溥杰等人也在一边捂鼻子，敢怒不敢言，我吃灰还以为应该。后来毓嵣受不了了，他叫喊道： 老李你别抖了，这土多大呀！ 毓嵣可以说是第一个敢冒犯溥仪的。
我的思想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溥仪崇拜 的危机出现了。如果说过去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今天已经成了岌岌可危的火山，似乎可见喷发后崩塌陷落、支离破碎的景象；如果说昔日我曾把他看作是广阔无垠的大地，那么，拦腰断裂以至百孔千疮的大地震就要来临了！ 关 照
我的前半辈子依赖溥仪，现在被关进铁笼子身不由己，溥仪也靠不住了，所幸尚有政府关照。
严冬临近的时候，管理所给大家发了棉衣，我一看是拆洗过的去年穿的旧衣，颜色发黄。因为我个子高，虽然发了一件长的，那棉裤下端还是盖不住脚脖子。我便找来针线和破布，自己动手接了一块裤脚。不久，来位检查工作的领导干部，他注意到我穿的裤子，愣住了。
你这条棉裤两样颜色，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脚脖子有点儿冷，就自己接了一块！
那位干部再没说二话，走了。第二天，管理所取来大批青色新棉装，自溥仪以下全体犯人每人发给一套。
不久，有个伪大臣病了。所方把我找去说，希望我能照顾一下有病的犯人，暂时搬到他的屋子里去。我俩一块住在楼上一间铁笼内。他因能受到照顾而感动，我也体会到所方的温暖。我俩闲谈谈起电影《白毛女》，这个电影是所方组织看的，我为白毛女的悲惨命运落了泪，痛恨仗势欺人、霸占民女的恶霸地主黄世仁，我俩各自谈感想，居然能联系封建制度来认识这部影片了。那时我们已经学过社会发展史，学 封建制度 那一章时，我就把溥仪赏的那串佛珠给扔了，我已经不再需要佛的保佑，我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在我护理那个伪大臣的日子里，铁笼内便池堵了一次，又到处找不到抽子，我硬是用拳头攥住破布，现制一把 人拳抽子 ，终于排除堵塞。然而，手上蹭破一块皮，又在尿里泡的时间长，治疗半月才痊愈。
在铁笼内，我们过了一个新年，过了一个春节。年节之前，管理所给每人发一份果品，有水果、花生和糖块等等，在家里能吃到的东西在这里也全吃得到。我们自己还组织娱乐活动，唱歌、演话剧等，记得是这样分工的：溥杰负责编辑，万嘉熙负责导演，姓初的负责音乐设计。我和毓嶦还表演一段自编相声，内容是讽刺伪满的皇帝和大臣。表演场所就是初到哈尔滨第一次理发的那个地方。溥仪和伪大臣们都坐在楼下铁笼子外面观看。我扮作和尚模样，说溥仪好佛的事儿，还记得结尾的动作是双手合十，口中 阿弥陀佛 连声。为了这件事，溥仪在很长时间里耿耿于怀，直到返回抚顺以后还曾提起，当时他仍不能理解，所以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说： 你怎么也来挖苦我?
在铁笼子居住约半年，到1951年 五一 劳动节前夕，我们迁居到哈尔滨另一个地方。这里距市区较近，是砖瓦结构的普通楼房，也很幽静。完全听不见周围马路上汽车奔驰、鸣笛的响动，或许因为有个大院的缘故吧！我还记得搬过去不久，所方让我安装门铃。因为管理所人员从北院墙小角门出入时敲门的声音难达楼内，太不方便，所以要在小角门上安一门铃。我到现场一看，从楼内到角门有一百多米远，两处电压还不同，非架双线不可。当时电线奇缺，我就想个办法：只从楼内拉一条地线到角门，再利用角门电灯线的火线。试安成功，我很高兴。
刚搬到新居就赶上发放节日烟卷，那是 恒大 等名牌高级烟，每人三盒。我记得烟盒上还印着 非卖品 三个字，显然是特制的，好抽，不过那烟很有劲儿，我总是抽上半截就掐灭，过一会再点燃剩下的半截。 废物与废品
当了三回皇帝的溥仪，除了当皇帝不会干别的，在生产劳动中他是废物，只要出废品总和他有关系。
搬家不久，我们参加了糊铅笔盒的劳动。根据所方与铅笔厂的协议，起初只搞半成品加工，把已经裁、折好的硬纸板立起来，糊成纸盒形状，再贴上商标就完事，交所方验收后用车送走。除张景惠外，溥仪和其他伪大臣们都参加了这项劳动，别人干得还不错，唯独溥仪不行，他太笨了，糊的形状不好，又常常把商标粘倒了，出很多废品。后来，我们的劳动范围逐步扩大，从铅笔厂拉来压道机、裁纸机等机器，而且也不再使用半成品原料了，直接把白纸、纸板和商标等原料加工制作为纸盒。劳动工序比以前复杂多了：先在纸板上糊一层白纸，要糊得很匀，不能出现皱纹和气泡，糊完悬挂晾晒，必须保证纸板不能出弯，然后上机器裁角、压道。像这类机器活儿、技术性较强的活儿，都由我、毓嵒和姓初的三人来做，机器出现故障也由我们修理，其他人还是把纸板半成品立起来糊成纸盒。劳动中毓嶦发起劳动竞赛，比质量，比数量，热热闹闹，却让溥仪作难了。他尽管用心干，用力干，还是干不好，质量也差，数量更低。为此，肃亲王的儿子宪原还嘀嘀咕咕跟他闹了个半红脸。宪原在犯人中间不负任何责任，别人的纸盒没糊好，他也不敢说，却专门监督溥仪，当着大家的面以尖刻的语言批评溥仪。溥仪当然不服气：作为皇亲，宪原家祖祖辈辈处在浩荡皇恩的荫庇之下；作为犯人，他们今天同在哈尔滨的监狱之中，谁也不比谁强。于是，两人声震屋瓦地吵了起来，正当不可开交之际，所方一位管理员进来了。
你俩嚷嚷什么? 管理员问。
你看溥仪糊的纸盒，歪歪扭扭的像什么样子！ 宪原说话带着气愤。
这也不错嘛！比昨天糊得还好呢！ 溥仪不示弱。
你的废品最多，影响我们的竞赛成绩！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并没有偷懒！
这时，管理员插嘴制止道： 你俩都别吵！溥仪的产品是不怎么好，他从小没干过活儿，缺乏基本技能训练，要允许他一步步提高，甭着急，甭着急。
宪原不吱声了，溥仪感谢管理员的理解，当然他也明白：宪原说他出废品也不是瞎说。后来溥仪糊得好一些，但他的产品始终与别人不能比，干起活来，他那双手完全不听大脑调遣，实在笨得出奇，笨得让人难以想象。
既然是劳动竞赛，当然少不了评奖，那时大家都是犯人，劳动不过是所方安排的一项活动，是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步骤，并非赖以谋生的手段。记得有一次评奖，送上名单便退回来，一连重评好几次，最后通过的名单上，我被列为三等奖。事后我略知些内情：原来溥杰、万嘉熙等评委在头几次评选结果单上没有列上我的名字，而所方姓刘的管理员认为我出力甚多，不应拉下，所以一再退回名单，让评委会重议，公道办事，后来评委会终于想到了我。这件事说明：他们办事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究其思想根源，在他们皇族眼里，我始终是奴才，就是干得再多，对他们再忠心耿耿，我和他们仍然是不能平等的，当然，溥仪也是上不了获奖名单的。 东北工作团来了
1954年春节过后，气候转暖，朝鲜半岛的局势也稳定下来，管理所奉上级指示决定迁回抚顺。
我们乘坐的专节车厢不再糊纸了，可以从车窗望见铁路两边的风光景色。车过长春，溥仪紧张地望着窗外，他可能会想到在这里当傀儡皇帝的漫长岁月，但他不会想到他惟一的妻子也在这座城市里度着孤寂的生活，这是他在一年以后才知道的。
回到抚顺后并没有住在原来的房间，也没让我和毓嵒等人与溥仪住在一起。隔一道墙，南边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我们相互是知道的，却隔绝着，没有任何接触。记得我住的房间很大，闹耗子，成天成宿地咬地板。我请求所方允许治一下，得到同意后，做了一只打鼠的铁夹子，揭开一条地板放在下面，不大一会儿就逮着一只，拎上来看能有十五厘米长，这一天到晚总能夹住十多只。有一天晚上刚刚睡下，只听 叭 的一声，随后便吱吱叫唤，在地板下弄得扑腾扑腾响，我打开灯，又掀开地板，一看夹子没有了。多亏我预先拴根绳，竟拽出一只八九寸长的花白毛大老鼠，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老鼠，还吱吱叫唤不停，于是请它到尿桶里喝汤去了。这些房子两年之久没人住，耗子成精了。
一天，管理员带几名所方人员到各屋检查物品。他说： 现在要检查你们的东西，按规定有些暂代收存，写收条，以后全都还给你们。 经检查，许多个人物品都拿走了，裤腰带一律解下拿走，衣服上有带的全部剪断抽走。于是，我们只好挽着裤子，解手方便。万嘉熙有个自来火(打火机)，虽然没有汽油灌，他从医务室弄来一些药棉药布，撕成条条，凑在出火星的地方还能引着。有这个东西，我们房间抽烟就有了保障，现在也给拿走了，每天一个房间只配给四根火柴，取火就难了。溥仪那只装珍宝的皮箱原来一直在个人手里，这时也按规定交所方保存了，所方给他开具了收条。当时我想，以前这么长时间在院中劳动、行动，一点也没有限制，看守员也不跟着，为什么这会儿不但不准出屋子，就连裤腰带都要没收，这究竟是为什么?始终不明白，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又过了十来天，所方开始轮番找个人谈话。找我时颇为简单：问改造已经几年，感想如何，我随便说几句，他也不细听，布置写一份自传。凡找谈话的人都领了这项任务，我们的自传交上去就算完事，唯独溥仪过不了关，交上去退回来，再交上去再退回来，反复多次。据溥仪后来亲口告诉我，他开始对与日本军阀相勾结的事实只字不提，所以被退回，往后写一次露一点儿，反正不情愿，就像挤牙膏似的，最后那遍也没有说清楚，不过暂时不让他再写了，并不等于过关。
让我们写自传是1954年4月间的事儿，当时管理所来了许多人，他们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专门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各类战犯进行侦讯。首先解决日本战犯问题，发动我们检举日本战犯的罪行。对此，我们全无顾虑，把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日本军政官员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及其他犯罪行为，一条一条地揭发了出来。我当时对内情了解不多，但在长春也听说一些，据以写成数条交给了工作团。溥仪表示要积极揭发，但他揭了多少，揭了什么，我全然不知，因为工作团有规矩，相互之间既不许打听，也不许传看揭发材料。 东北工作团来了
1954年春节过后，气候转暖，朝鲜半岛的局势也稳定下来，管理所奉上级指示决定迁回抚顺。
我们乘坐的专节车厢不再糊纸了，可以从车窗望见铁路两边的风光景色。车过长春，溥仪紧张地望着窗外，他可能会想到在这里当傀儡皇帝的漫长岁月，但他不会想到他惟一的妻子也在这座城市里度着孤寂的生活，这是他在一年以后才知道的。
回到抚顺后并没有住在原来的房间，也没让我和毓嵒等人与溥仪住在一起。隔一道墙，南边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我们相互是知道的，却隔绝着，没有任何接触。记得我住的房间很大，闹耗子，成天成宿地咬地板。我请求所方允许治一下，得到同意后，做了一只打鼠的铁夹子，揭开一条地板放在下面，不大一会儿就逮着一只，拎上来看能有十五厘米长，这一天到晚总能夹住十多只。有一天晚上刚刚睡下，只听 叭 的一声，随后便吱吱叫唤，在地板下弄得扑腾扑腾响，我打开灯，又掀开地板，一看夹子没有了。多亏我预先拴根绳，竟拽出一只八九寸长的花白毛大老鼠，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老鼠，还吱吱叫唤不停，于是请它到尿桶里喝汤去了。这些房子两年之久没人住，耗子成精了。
一天，管理员带几名所方人员到各屋检查物品。他说： 现在要检查你们的东西，按规定有些暂代收存，写收条，以后全都还给你们。 经检查，许多个人物品都拿走了，裤腰带一律解下拿走，衣服上有带的全部剪断抽走。于是，我们只好挽着裤子，解手方便。万嘉熙有个自来火(打火机)，虽然没有汽油灌，他从医务室弄来一些药棉药布，撕成条条，凑在出火星的地方还能引着。有这个东西，我们房间抽烟就有了保障，现在也给拿走了，每天一个房间只配给四根火柴，取火就难了。溥仪那只装珍宝的皮箱原来一直在个人手里，这时也按规定交所方保存了，所方给他开具了收条。当时我想，以前这么长时间在院中劳动、行动，一点也没有限制，看守员也不跟着，为什么这会儿不但不准出屋子，就连裤腰带都要没收，这究竟是为什么?始终不明白，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又过了十来天，所方开始轮番找个人谈话。找我时颇为简单：问改造已经几年，感想如何，我随便说几句，他也不细听，布置写一份自传。凡找谈话的人都领了这项任务，我们的自传交上去就算完事，唯独溥仪过不了关，交上去退回来，再交上去再退回来，反复多次。据溥仪后来亲口告诉我，他开始对与日本军阀相勾结的事实只字不提，所以被退回，往后写一次露一点儿，反正不情愿，就像挤牙膏似的，最后那遍也没有说清楚，不过暂时不让他再写了，并不等于过关。
让我们写自传是1954年4月间的事儿，当时管理所来了许多人，他们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专门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各类战犯进行侦讯。首先解决日本战犯问题，发动我们检举日本战犯的罪行。对此，我们全无顾虑，把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日本军政官员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及其他犯罪行为，一条一条地揭发了出来。我当时对内情了解不多，但在长春也听说一些，据以写成数条交给了工作团。溥仪表示要积极揭发，但他揭了多少，揭了什么，我全然不知，因为工作团有规矩，相互之间既不许打听，也不许传看揭发材料。 检举溥仪
检举日本战犯后，工作团指示在伪满战犯之间互相揭发。我当即写材料揭了几个伪大臣，揭他们不打怵，轮到必须揭溥仪时，我可犯愁了：不揭吧，绝对过不了关，揭又不忍，更怕得罪他。起初采取蒙混的态度，说他在 内廷 生活中吃斋念佛，打过几回勤务班的小孩等等，在措辞方面故意搞得模模糊糊、不痛不痒。工作团找我谈过几次话，启发我从阶级关系上认识溥仪，把从别人嘴里了解到的溥仪打我、骂我、不信任我的种种往事都摆出来，帮助我认识溥仪的本质。经过这样反复诱导，我终于下决心揭发我跟随了三十年的 老爷子 了。我揭了他两个要害问题：一是我在伪宫常见到的溥仪裁可文件的情形，溥仪连看都不看，就在印于文件某栏的 裁 字之下划一 可 字，东北地区的某项利益遂被出卖了；二是溥仪在苏联藏宝内情。
有了初步的检举行动后，工作团的同志找我谈话，一方面说我 表现不错 ，另方面又说 已有人走到我前头了 ，让我 深挖深揭 。我又揭发了溥仪残害伪宫内的孤儿以及孙博元被打死的事件，还揭发了溥仪在管理所内串供并搞攻守同盟的事。从内心来说，这时我确实已经背叛了溥仪。
平心而论，我检举溥仪没达到积极的程度。珍宝箱是毓嵒最先检举的，而且他按照所方部署，利用送饭的机会给溥仪传条子，以诱导溥仪主动坦白，经过反复考虑，溥仪终于接受了。显然，毓嵒是首功者，我自认为重大的揭发，其实无甚价值，包括后来又揭的几件事都不能赢得工作团的满意。记得有一次写揭发材料遇上个不会写的字，考虑到工作团立下的规矩，怕问同监的人会有串供之嫌，遂直接询问工作团中负责我的侦讯工作的同志。不料，他生气地质问我： 连这个字也不会写，你是不是有意识的? 我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接着，他又教训了我一顿： 你的检举是否实在，是否完全，我们全都了解，保存着你写过的一切材料。态度嘛，看你自己的表现
一生中碰上这样麻烦的事儿，全怨溥仪，也怨自己像个大傻子跟定了他，结果有家不能归，整天在这里坦白交代。不久，日本战犯开始到各处参观，听说还给每人发放了新服装、新毯子，要一批批地送他们回国，我的感想实在太多，不知自己今生今世还能回家看看吗?
那段日子，我和溥仪又住在一起了，聊聊天还行，但由于怨恨心理再也不愿伺候他。有一回，溥仪脱下臭袜子让我洗，我很反感。在这之前，他经常举起鞋子对我说： 刷刷去！ 我总是毫无怨言地去干。这回我没干，还顶了他一句： 这么简单的事情还不会?！ 在一旁的毓嵒过来解围，把臭袜子拿去洗了。
我伺候溥仪半辈子，现在懒得再伺候他了。也是那个时期，所里曾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臧式毅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让我完成自己的工作外，还要抓紧时间，到臧那里照料一下他的生活。我奉命每天都到臧的房间去，管理他的吃、喝、拉、撒一大套，实际就是他的临时护理员。因为这是所里安排的任务，我也伺候得心安理得。臧不愿吃伙房送来的饭食，我就挑他想吃的，从伙房要来材料动手给他做。有一次，他嫌伙房送来的饺子皮厚，我现给他擀薄皮包了一些，他高兴地说： 没想到在这里也吃上了薄皮大馅饺子，若不是你肯下力给做，哪里办得到呢！ 我就这样伺候了他二十多天。其后，因病情恶化而被送进医院，不久，这位伪满参议府议长就死在医院了。 家书值万金
1955年夏天，所方宣布允许犯人和家属通信。管理员也来做我的工作，问我想不想跟家属联系一下。老实说，我当时没有这种想法，认为已经离开家十多年了，或许家里的人早就把我忘了。果真如此，也是应该的：我当年心中只有 万岁爷 ，却不顾妻儿老小一家人的生命、生活，又这么多年没有音讯，不负责任，还让人家记住我干什么?退一步说，即使妻儿还没有忘记我，而我现在的身份是罪犯，尚不知宣判后是死是活，倘保得住命，也绝不能在短期内返乡团聚。在这种情况下，与家属通信能有什么好处?只能刺激妻子儿女罢了，所以我决定不写信。所方人员陆续又做了几次工作，告诉我可以向家属讲讲在这里的学习、生活情况，也可以询问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还告诉我回信地址的书写方式： 辽宁省抚顺城管理所 (隐去了 战犯 二字)。我仍是不想写。
到底没能捱过思乡恋家之情，通过所方，我寄出了给妻子的信，只是晚了几个月。我写得很简单：告诉家人说我还活着，受到政府的照顾，生活很不错。 至于我现在何处?暂时不能公开，也不必打听了。 又说： 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我，就每人照张相片寄来吧！ 不久，所方果然送来了家人的回信和一叠照片。我赶紧看照片，孩子们都大了，有的穿着青棉袄，系红领巾。按信中说，是见到我的信后，在1955年10月1日拍摄的。天并不凉，为什么穿上棉装?或许单衣挑不出整齐的吧?家中境况一眼可知！每个孩子都写了一篇信纸，述说对父亲的想念，汇报学习成绩。我一遍遍地读着，热泪盈眶，愈发觉得对不起妻子、儿子和女儿。
1956年3月中旬，载涛带着溥仪的三妹和五妹到管理所来了。事先所方曾通知溥仪，他也告诉了我，还说我 也许见得着 。这个消息不能引起我的丝毫激动，因为我对载涛有看法。此人没有立场，所以当了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在晚清和民国时代都做官，解放后仍担任职务。载涛来那天在接待室与溥仪谈话，开着门，我就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但我一直不走过去见面。后来载涛到我房间中，拍拍我的肩膀问道： 李国雄，你挺好吗?吃的、穿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轻轻说了一句 没有 ，就没话了，心想：你别跟我来这套！我不愿搭理你。载涛又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我也不出手，当时场面很尴尬。
我是罪人，不能跟你拉手！ 载涛完全听得出，我这句话里的讽刺的意味，我对像他这种身居高位的人绝无半点儿羡慕之意。
没关系！没关系！ 尽管载涛一再解释，我始终舍不得伸出自己那只粗糙的右手。
是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的！ 载涛临走这样说，后来知道这确是一句实话，但我当时不信。 释 放
东北工作团掀起的揭发检举高潮，随着1955年的夏天过去了，管理方面又有所放宽。我可以单独在院子里劳动，或自由进入犯人存放物品的库房搞卫生。一次清理环境还捡块直径六至七厘米的 响石 ，放在太阳下看是透明的，里边有块小石头，拿到耳边有响声，原来溥仪有这么一块，所以认得。过年过节，所方利用我的一技之长让我装饰大门，我便从伪满留下的废电器设备上拆下可以使用的电线、灯头、开关等电料，和老初等人一起在大门和门前雨搭上安装彩灯，晚上通电后五彩缤纷，增添了节日气氛。
日本战犯一批批地回国了，伪满战犯也开始在抚顺市区和农村参观访问。我只跟着到抚顺市内走了一圈，记得来到一处百货公司，感到商品丰富，价廉物美，只是顾客很少，或许因为我们要来参观事先做了安排吧！还有一次溥仪和伪大臣们到离抚顺十五华里的台山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访问了农家。我没有跟去，溥仪回来后告诉我，老百姓控诉伪满时期他们全家遭受的残害，溥仪听得站不住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后来却狠狠心从人群里走出来了，站到了老百姓面前。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不认识！
我就是你们痛恨的汉奸皇帝呀！
啊
是的， 康德 就是我，祸害老百姓的就是我呀！
好好改造吧！
一定的！一定的！
1956年的 五·一 劳动节和 十·一 国庆节是我终生难忘的两个节日，这不是因为吃了一顿美餐，也不是因为看了一场好戏，而是登上了抚顺市的观礼台，与市党政领导及各界人民代表一起出席节日庆典。陆续行进的游行队伍走到我们面前也齐声高呼： 万岁！万岁！ 他们当然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我感到光荣，也惭愧。
这一年里，李玉琴不断来探监，后来把离婚问题提出来了。溥仪找我和毓嵒等人商量对策，我有时也给出出主意。国庆节后李玉琴又来了，管理所破例留她在这里住了一宿。溥仪像个真童子，曾特意出来问我，似乎对于民间的夫妻生活半点儿都不懂，问我该怎样讲礼貌，该怎样守规矩?可笑极了。我认为溥仪这个人就是神经质，并非生理缺欠，一般人是不能想象的。
我已经不那么关心溥仪了，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释放和家庭团聚问题。忽然有一天[ 经查为1957年1月26日。]，管理所把我和其他十二个人找去谈话，一一点名，头一个就叫我，随便问问关于改造的收获等，接着把全体汉奸犯集中到礼堂，由检察员冯荣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书》：即高检办字第25号文。]，全文如下：
本院对在押的李国雄、爱新觉罗·毓嵒、爱新觉罗·毓嶦、爱新觉罗·毓嵣、严元仁、王永晋、周冠南、程忠猷、张文英、吴兰如、初铭溥[ 初铭溥：前文多次谈到 姓初的 ，即指此人。
]、郑春成、穆绪根等13名犯罪分子已侦察终结。经侦察证实：上列13名犯罪分子在参加伪满洲国或汪精卫伪政权期间，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均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治安已经稳定，同时姑念该等罪行较轻，而且在关押期间已有悔罪表现，因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第4款的规定精神，决定对李国雄等13名犯罪分子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
检察长 张鼎丞
1957年1月24日
宣读过程中，我早已无法控制感情，哇哇地哭出声音来了。我觉得身后都有人哭，可我已顾不上四外看，当时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失去自由十多年，今天获释了，我就要自由了！免于起诉书宣读以后，东北工作团一位领导讲话。他严正指出，我们这些人在日寇侵华期间危害了祖国人民的利益，性质是严重的。政府从宽处理比惩罚效果更好，意义更大。希望我们回家后安分守法，加紧学习，争取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着，释放人员代表和在押人员代表先后发言，孙铭斋所长也讲了话。就此，释放大会在激动人心的场面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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